第二次世界大戰過後,雖然香港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圖穩定物價,但工資的升幅仍然遠遠追不上物價,以致戰後工潮不斷。單是1947年,就已經有超過50宗勞資糾紛。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系主任何佩然教授表示,戰後初期的工潮主要是經濟性的勞資糾紛,由於港英政府憂慮工會的力量會因此日益壯大,影響管治,於是就在1948年4月推行《職工會及勞資糾紛條例》,規定所有職工會都必須要向當時由勞工處處長兼任的職工會登記局局長登記註冊,正式賦予香港工會合法地位,有利於監管工會的日常運作。同時,由於條例禁止成立總工會,於是左派的香港工會聯合會,以及右派的港九工團聯合總會都只能夠以社團名義註冊。
其後,隨着中國的政治局勢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正式成立,香港的工會在50年代開始出現明顯的政治分歧,工會不單純以為工人爭取福利為唯一目標,也同時宣傳自己的政治理念。
1950年,在電車工人怠工期間出現的「羅素街血案」發生後,港英政府開始利用《驅逐不良分子出境條例》,遞解部份工會領導離開香港,直接打擊左派工會運作。而1952年的「三一事件」,更明顯地反映出港英政府不希望工會介入香港社會的民生事務,<香港工運史>作者周奕指出,整個左派工運就在「三一事件」後,開始"降低調子",改變發展方向,由原來的激烈階級鬥爭改為發展福利工作。
1956年的「雙十暴動」,以及1967年的「六七暴動」,先後分別大力打擊了左右兩派的工會。「六七暴動」更是香港工運的重要轉捩點,促成了香港第一條《僱傭條例》,工人亦開始對有政治取態的工會存有戒心,於是開始出現標榜以謀取員工福利為優先,無政治背景的自主工會,工人甚至會繞過工會自發組織工業行動,更敢於爭取自己的權益,香港的工運發展亦進入了另一個新階段。
編導:彭志敏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系主任何佩然教授表示,戰後初期的工潮主要是經濟性的勞資糾紛,由於港英政府憂慮工會的力量會因此日益壯大,影響管治,於是就在1948年4月推行《職工會及勞資糾紛條例》,規定所有職工會都必須要向當時由勞工處處長兼任的職工會登記局局長登記註冊,正式賦予香港工會合法地位,有利於監管工會的日常運作。同時,由於條例禁止成立總工會,於是左派的香港工會聯合會,以及右派的港九工團聯合總會都只能夠以社團名義註冊。
其後,隨着中國的政治局勢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正式成立,香港的工會在50年代開始出現明顯的政治分歧,工會不單純以為工人爭取福利為唯一目標,也同時宣傳自己的政治理念。
1950年,在電車工人怠工期間出現的「羅素街血案」發生後,港英政府開始利用《驅逐不良分子出境條例》,遞解部份工會領導離開香港,直接打擊左派工會運作。而1952年的「三一事件」,更明顯地反映出港英政府不希望工會介入香港社會的民生事務,<香港工運史>作者周奕指出,整個左派工運就在「三一事件」後,開始"降低調子",改變發展方向,由原來的激烈階級鬥爭改為發展福利工作。
1956年的「雙十暴動」,以及1967年的「六七暴動」,先後分別大力打擊了左右兩派的工會。「六七暴動」更是香港工運的重要轉捩點,促成了香港第一條《僱傭條例》,工人亦開始對有政治取態的工會存有戒心,於是開始出現標榜以謀取員工福利為優先,無政治背景的自主工會,工人甚至會繞過工會自發組織工業行動,更敢於爭取自己的權益,香港的工運發展亦進入了另一個新階段。
編導:彭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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